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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破跨代循環:從大人的神經系統調節開始

近月,香港教育界接連出現引發爭議的事件。其一,是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興因在新加坡研學期間辱罵女保安,被校方解僱;其二,是漢華中學籃球教練翁金驊因涉嫌迫令學生當眾自摑,已被停職並交由警方調查。兩宗事件背後,都指向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:成人如何表達自己,以及這些言行會如何影響孩子。


與此同時,《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》於今年初正式生效。教育、社福、醫療衞生三界別共25類專業人員,一旦在工作中有合理理由懷疑兒童正遭受嚴重傷害,便須盡快強制舉報,違例者最高可處監禁3個月及罰款5萬元。


這些事件擺在一起,逼我們面對幾條問題:什麼是「虐待」?什麼是「創傷」?是不是只有「動手打」才算,對着孩子咆哮、用言語恐嚇又算不算?(事實上,新例已把「用威脅、責罵恐嚇兒童」這類心理傷害,明確列為需要正視的嚴重傷害之一)更難的一題是:如果一個成人明知做得不對,卻在那一刻真的調整不來、控制不住,我們該繼續指責他,還是想辦法幫他?

筆者想先說清楚:幫助成人,從來不等於任由成人打罵孩子(這一點會在文末再展開)。寫這篇文章,筆者也不為任何人定罪,而是和大家一起看清楚一個模式。


教練篇:我們用什麼定義「有效」?


看着翁金驊的片段,筆者想起自己的一段經歷。


大學時,朋友約筆者一起學帆船。當時那位教練從頭到尾都在對着筆者咆哮,在海中央,筆者其實完全聽不見他在說什麼;帆船的橫桿被風一吹盪過來,有一次差點打中筆者的頭。筆者愈來愈害怕,最後自己決定要上岸休息,因為實在學不下去了。


其實筆者是懂得游水的,但當時被那位教練罵到整個人都無法正常運作。那種「無法運作」其實很具體:心臟狂跳,呼吸又急又淺,手腳卻一下子發軟發冷;耳邊教練的聲音變得愈來愈遙遠,視野彷彿收窄成一條隧道,腦海一片空白,連最簡單的指令也接收不到。多年後筆者才明白,那其實是一次「解離」:意識彷彿離開了身體。出現這種反應是因為筆者帶着複雜性創傷:教練的咆哮,觸發了筆者身體深處對父親咆哮的記憶,瞬間啟動了筆者的「戰、逃或僵」機制。


當年那個「學不下去、落荒上岸」的筆者,在旁人眼中,可能就是「無用」、「教極唔識」或「無抗逆力」。不過,十多年後的筆者經歷不同的療癒和學習後,才了解到真相是自己的神經系統當時已經進入了求生模式,理性與學習根本無從發生。


「只是咆哮、並沒有動手」,是否就無傷?腦神經科學的答案是否定的。2011年哈佛醫學院的研究發現,長期暴露於父母言語暴力、咆哮的孩子,大腦處理聲音與語言的區域出現可量度的結構改變;後續研究更指出,言語暴力、目睹家暴等「不動手」的傷害,同樣會在發育中的腦部留下痕跡。所謂「只是鬧一鬧」,並不如我們以為的那麼「輕」。


恐懼或許能換來一時的服從,卻換不來長久的學習與熱愛。校長篇:領導從神經系統開始

回到那位校長。他在請辭時哭訴:「我作為校長應該要以身作則,無論任何情況,都要保持冷靜同克制,但係好可惜,我自己做唔到……我喺度想同同學講:唔好學我。」這番話,筆者聽得心酸,相信校長公開道歉某程度上展現了反省的勇氣,但容筆者溫柔地補一句:所謂以身作則,其實不必是永遠「保持冷靜同克制」。健康的身心調節,是即使當下有情緒,也能在合適的程度內把它表達出來,既不失控傾瀉,也不硬生生壓抑。能不能做到這一點,取決於我們的神經系統狀態,而非意志力。


長期研究領導力與腦神經科學的Thomas Gartenmann提出:「領導,始於神經系統。先於策略,先於溝通技巧。」(Leadership begins in the nervous system. Before strategy. Before communication skills.)他解釋,我們的神經系統無時無刻都在問:「我此刻安全嗎?」當神經系統判斷「不安全」時,生存機制就會接管,只剩下戰鬥、逃跑或僵住,理性思考隨之下線。多重迷走神經理論也證實,人在安全時才能連結、學習與合作。所以成人按捺不住脾氣,往往是神經系統被劫持,而非單憑意志或「修養」能控制。


Gartenmann還有一句話也很值得記住:「你帶進房間的神經系統,會成為房間裏每一個人的神經系統的一部分。」說白一點,成人的狀態,就是孩子的天氣。我們不需要成人永遠零壓力、永不失控;我們真正想幫成人建立的,是覺察自己的狀態,承認並接納自己的感受與需要。先調節好自己,才談得上以身作則,並在孩子身邊「共同調節」(co-regulate)。


身教遠勝言傳:我們就是孩子的參照


許多人因未學過「創傷反應」,正不自覺地複製上一代的管教模式。


心理學家Melanie Joy在Powerarchy一書中提出,以權力壓人(power-over)的模式會自我繁殖:長期受恐懼與羞辱對待的人,往往會將此做法合理化,並在握有權力後用同一套對待弱小。翁金驊教練曾提及當年他的教練就是這樣對他的,恰恰説明了這條鎖鏈。心理學家Albert Bandura著名的「波波玩偶實驗」也早就證實:孩子看着成人猛力拍打娃娃,之後也會用同樣方式去打。我們自身處於怎樣的神經狀態、怎樣調節情緒和溝通,往往直接成了孩子的「參照」;我們在他們面前怎樣道歉、道謝、道愛、道別,他們都在模仿。講再多道理,也跟不上身教的力量。


成人也學得到 只是學習時有難處


有輿論認為孩子承受不住挫折是因其「太脆弱」,但這恰恰迴避了最關鍵的問題:真正需要補課的一課,其實是成人願不願意學習更有效,又不會造成創傷的溝通、教學和互動方式。好消息是:成人是學得到的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(OECD) 在2023年的成人技能調查中,第一次在全球層面比較成人的社會與情感技能,例如情緒穩定性、盡責性與開放性。其教育與技能司司長Andreas Schleicher強調,這些並非與生俱來、固定不變的「性格」,而是可以教、可以學、終身都能培養的「技能」。


既然學得到,為什麼還是這麼難?該調查發現,成人學習最大的障礙,往往不是缺錢或缺機會,而是「態度」。很多成人認為「我不需要」,又或因過去不愉快的求學經驗,對「再學一次」充滿抗拒。要改變這種態度,靠指責和羞辱只會適得其反,因為那又會勾起人對「被教訓」的防衞;真正有效的是降低門檻:給成人自主與選擇,把內容拆得更細、更可操作,並由領導者先示範融入生活與工作場景,甚至把過去只留給企業高層的教練式陪伴(coaching)帶給更多普通人。


我們在「教孩子」上投放大量資源,卻幾乎忘了:那些正在養育和教導孩子的成人,也需要成長、被陪伴、被支援,而能打斷跨代循環的關鍵一環,偏偏就在成人身上。


從大成人的「內在修煉」開始


那麼,出路在哪裏?


麻省理工學院學者Peter Senge與同道在〈系統領導的內在修煉〉(The Inner Work of System Leadership)中有一句話,筆者一直很喜歡:「我們現身的姿態,本身就在形塑我們渴望改變的系統。」(The way we show up shapes the system we are trying to change.)換句話說,我們以什麼狀態面對孩子,孩子便會在怎樣的環境中成長。他們在文章中特別強調,這份「內在修煉」(inner work)從來不是一個人獨自完成,而是需要「一起做」的「群體內在修煉」(communal inner work),包括每人都有責任先照顧和修復自己的身心和神經系統、療癒自己的創傷。


筆者必須強調:幫助成人並非代表任由他們繼續打罵孩子。恰恰相反,筆者心目中是兩條腿一起走。一條腿,是清晰的保護機制(例如剛生效的強制舉報條例),守住「孩子不會繼續這樣被對待」這條不能退讓的底線;另一條腿,是教育與傳播,讓每個成人都有機會明白,根據最新腦神經科學及神經生物學研究,舊有做法為何行不通;新的方法是什麼、可以怎樣一步步學。兩者缺一不可,因為它們指向同一個目的:讓下一代身心健康、能夠自主學習。

澳洲Berry Street教育模式的創辦人Dr. Tom Brunzell的研究發現,當教師理解創傷與神經系統、並先照顧好自己的身心,不單更有能力支援學生,自己的職業幸福感也會提升。而身為在香港推動校園文化改變的機構,JUST FEEL感講反覆觀察到,當教師自身先被聆聽、先被理解,他們才有能力用新的方式回應學生。我們一邊接住孩子,也需要有人接住我們這些成人,又或者學習去接住自己。正因如此,我們的「感講夥伴學校計劃」於過去七年多,與全港超過65所小學合作,透過建基於社交情意教育及善意溝通的課程、工具和教師培訓,支援學校建立同理心校園文化。其中,我們尤其着重幫助教師在教學技巧及知識以外,學會覺察並照顧自己的感受和身心需要。


剛生效的強制舉報條例為孩子織起一張保護網,筆者由衷認同法例把「用威脅、責罵恐嚇兒童」這類心理傷害也清楚納入,更提醒我們:傷害從來不只是「動手」。舉報與罰則只是安全網的最後一道防線;在那之前,我們更需要幫助每一個成人,趁還未走到那一步,先學會看見自己、調節自己、療癒自己。


打斷跨代循環,由我們這一代成人開始。這條路,我們不必、也不該一個人走,而是我們一起走。


我們如何現身,就是孩子的參照;而我們現身的姿態,本身就在形塑我們渴望改變的系統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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