校門外冒雨檢查校服 學會「責任感」或「我不重要」？

開學第一天，多區有雨。網上流傳的照片裏，九龍塘一所中學的學生撐着傘，在校門外排成人龍，等教師逐一檢查校服和儀容。有學生說，自己明明提早回校，卻因排隊太久被記遲到。同日，另一所中學約300名學生因儀容不合格要留校，逐一致電家長後才可離校。校方解釋，檢查站原設在校門內，因下雨和部分學生較遲到校，隊伍才延伸到校外，當日沒有學生被記遲到，校方亦承認做得不夠好。教育局其後聯絡兩校，重申維持紀律時應尊重學生的自尊和接受教育的權利。

筆者欣賞教育局介入得快，但如果沒有那些照片、記者追問和教育局的電話，這件事會被檢討嗎？同類的互動每日都在課室和訓導室裏發生，只是沒有人拍到，也沒有人問。

「返學校可以着短褲嗎？」

六年前，筆者參選母校的校友校董，呼籲舊同學回校投票。一位朋友的第一句回覆是：「返學校可以着短褲嗎？」

筆者聽罷哭笑不得。一個工作多年的成年人，回校的第一個念頭，是擔心會不會被罰、不准入去。筆者一聽就明白，因為自己也是這樣長大的。

小學時，筆者見過訓導主任在同學面前脫下一位同學的褲子，用羞辱令他「聽話」。中二筆者在一班被當成「曳」的班，有同學天生曲髮，老師把他額前的頭髮拉直，宣判「過眉」再即場剪掉。中三筆者升上「精英班」，一樣有人違規，處理卻溫和得多，往往只是提醒一句。同一套校規，落在不同學生身上，原來有兩種意思。那是筆者第一次明白「權力」的任意性。

筆者也是長大了才發現自己見到「訓導主任」反應會特別大。後來筆者去找專業支援，慢慢療癒，才可以心平氣和地問：怎樣才不用之後的學生再經歷？筆者不是想追究當年的老師，只希望之後的學生不用再承受。

那次選舉，筆者問回校的校友：「你最渴望在學校被滿足的需要是什麼？」貼得最密的圓點是「自由」、「平等對待」和「被肯定」；最少的，反而是「學習/成績」。沒有一位校友，寫「更嚴格的校規」。

教師言行 影響一生

本地學者馮康泓幾年前做過一項研究，2023年刊於國際期刊，題目直接問：教師的暴力是否一種「背叛創傷」？意思是：傷害來自一個孩子本應信任又難以逃離的人，影響會特別深——教師正是這樣的角色。研究調查了200多位年輕人，發現中學時被老師無理指責、在同學面前令其難堪，與他們今日的抑鬱情緒和創傷後壓力反應有顯著關聯；最常見的並不是體罰，而是日常的責罵與羞辱。

這研究把「學生為什麼不想上學」，由個人意志的問題，變回關係與環境的問題。教師不需要變得軟弱，但可以適當運用權力建立和修復關係，多於用來維持表面的和諧及秩序。

檢查儀容背後的需要

筆者曾做過教師。進度追不完，行政做不完，家長會投訴，學校形象要顧。你會自然想：今次執行不了，之後更難管。所以筆者相信，安排檢查的同工背後有認真的需要：希望學生自律、學校有秩序、在家長眼中有好形象。站在門口檢查的教師本身也在淋雨；執行的人往往沒有被問過意見。

不過，這不等於只有一種做法。檢查可以在校內分班進行，由班主任私下提醒，或先給一兩星期緩衝期。最重要的原則只有一條：任何情況下，不以「不准入校」作為手段。學生準時到了校門，就應該可以進入自己的學校。

恐懼換到服從 卻換不到自律

令人覺得說不過去的，是三件事疊在一起：學生要在雨中排隊；他們暫時進不了自己的學校；然後有學生因此被視為遲到。

最終學校決定當日沒有人會被記遲到，是好事，但那只是補救，不是修復。補救是撤銷一個記錄；修復是學校承認學生的經歷，抱歉並聆聽學生感受需要。那位站在門外、擔心被記名的學生，他那天的感受需要，不會因為一個記錄被撤銷而消失。教育局《學校行政手冊》寫明，處理紀律須顧及學生的自尊和接受教育的權利；把學生擋在校門外，離這條界線有多遠？

更根本的問題是：我們想學生長成怎樣的人？自律是「我明白這件事的意義，所以我選擇這樣做」，不是「我怕被記名，所以暫時這樣做」。恐懼可以換到很快的服從，卻換不到長久的自律。那半小時，那個14歲少年學到的，還可能是「在這裏，我的感受需要不重要」。

這也關乎學習。教育局數字顯示，2023/24學年有5000多名中小學生缺課，兩年間上升近九成。學校對很多學生是重要的支撐，但如果回校首先面對的是被檢查、被判定、被記名，「唔想返學」就不再只是個別學生的意志問題。

「少少嘢，使唔使咁大反應？」

有人會說：淋幾分鐘雨、排一次隊，有必要說成這樣嗎？有人覺得是小事，學生可能不是；判斷是大是小的權力，通常在權力較大的一方手上。也有人說：是學生抗逆力不夠。筆者想溫柔地反問：為什麼不是成年人不夠敏感、不夠謹慎地運用權力？

還有一種回應，筆者從小聽到大：「係咪真㗎？」「會唔會係作大咗？」沒有經歷過的人，第一反應往往是不信。對一個鼓起勇氣說出來的人，一句「唔信」就是第二次傷害，等於告訴他：你的經歷不算數。很多人於是選擇不說，因為說了，也沒有人信。

權力不是壞事 難的是自我限權

這不是指控任何有權力的人，也包括筆者自己。權力本身不是壞事，分別在於以權力「壓」人，還是與人共創權力。

這兩件事最令筆者在意的，是由頭到尾學生手上沒有權。是社區人士拍照、家長發聲、傳媒追問、教育局打電話，教育工作者的權力才被修正一次。要保住自主，出路不是把權力守得更緊，而是先限制自己：訂立政策前，先問這做法會給學生什麼訊息，先留一個位置讓學生和前線同工說話。自律帶來自由。

道歉的步驟

當影響已經造成，如果我們只反覆說明「意圖是好的」、「現在沒有人被記遲到」，學生聽到的只有：你的感受需要不重要。道歉是有步驟的：具體說出做了什麼，承認造成什麼影響，聽對方說，修補關係，改變做法。

那份通告一日之內宣布8時後拍卡不作遲到計算，筆者看見誠意；但通篇沒有一句承認安排不當，沒有「抱歉」；唯一解釋學生為何站在校外的一句，把原因寫成學生遲了回校，但決定逐一檢查全校學生的是學校。

筆者明白那句抱歉很難寫，道歉在學校文化裏常被當成「認低威」，但其實只需要一句：當日的安排考慮不周，令同學要在雨中等候，我們感到抱歉。我們每日都在要求學生認錯、道歉、承擔後果；我們這些成年人，能不能在他們面前示範一次？

大人敢聽 細路敢講

要修復，前提是我們聽得到學生受到的影響。「JUST FEEL感講」一直說「大人敢聽，細路敢講」。我們常常要求學生勇敢表達，但更前一步的問題是，成年人敢不敢聽？

在夥伴學校的「善意溝通家長日」，學生、家長、教師各有5分鐘平等發言，其他人只聽，不打斷。有家長聽完十分震驚，原來一直不知道子女心裏有那些想法；也有家長完全聽不進去，因為他自己也還沒有被聆聽過。學生一旦不再表達，不是沒有感受，而是已經計算過表達的代價。

起點還是在成年人身上。2024年，我們獲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邀請向訓輔同工分享，有同工說得很直接：他不是不想聆聽學生，而是那一刻他自己已身心耗竭。可見先照顧成年人，才能照顧學生。

由自身開始 毋須等他人

這一次，事情已達到電視節目和教育局的層面，筆者希望下一次不用。學生感到不被尊重的時候，一是把事情寫上「公海」，一是把「我不想上學」慢慢變成事實；到最後受影響的，也包括學校的聲譽。

那位在門外排隊的學生，十年後未必記得那天校服是否符合校規，但他大概會記得，那天早上，學校是怎樣對待他。也許有一天，他回校之前仍會戰戰兢兢地問：「我頭髮可以過眉嗎？」教育的目的、校規的本意，並不是如此。我們可以由自身開始，留意自己的言行對學生的影響，適當地運用權力，走向善意溝通所講的「夥伴式教育」。

撰文︰楊思毅「JUST FEEL感講」共同創辦人暨執行總監，國際非暴力溝通中心（CNVC）認證培訓師候選人，CASEL（學術、社交情意教育協作組織，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, Social, and Emotional Learning）首屆國際社交情意教育學院學員。「JUST FEEL感講」是全港首間在主流學校系統性推廣「社交情意教育」及「善意溝通」的慈善機構，自2018年成立以來，透過以預防為本的「感講夥伴學校計劃」與全港超過88所小學合作，以全校參與模式賦能教師、學生與家長，共建同理心校園文化，系統性促進學生的身心靈健康。「JUST FEEL感講」亦為教育局《4Rs精神健康約章》合作夥伴機構。